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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经济研究社成员(www.impencil.org)。爱好研究经济学。信奉并乐于向人鼓吹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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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统计不是什么好事  

2009-12-09 15:13: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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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并非偶然,汉语中的“统计”一词包含统治的“统”字,而英语Statistics和State有着同样的词根。确实,统计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国家色彩。从维护自由的角度看,政府统计可不是什么好事。

  人们往往批评政府统计的不准确或者故意造假,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政府统计本身就是一种政府干预社会的手段,是政府规模庞大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和结果。并且,政府统计还刺激政府的手伸得更长,帮助政府更深地干预社会。政府统计越严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受到的威胁越大。

  在传统社会中,或许是由于技术手段的缺乏,政府一般很少进行全社会范围内的统计。即使进行,也很粗率和模糊。今天的历史学家往往对此感到遗憾。如果当初那些历史上的政府留下全面细致的人口、收入、产值等数据,该有多好啊!哪怕这些数据有很多错误、扭曲,也不难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信息。今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会深入许多。

  不过,即使知道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我生活在古代,也不会愿意自己面对一个精通统计的政府。原因很简单,如果强盗对你的家底非常清楚,这能是什么好事吗?

  当然,把政府比作强盗,这有些简单化了。但政府确实在不少方面很像强盗。尤其是那些权力没有被有效节制的政府,行事方式和强盗实在差异不大。

  对政府这种固有的特征,古人其实已有所认识。我且举一个例子来看。

  王朝建立之初,历经战乱,大量土地抛荒,人口灭失。恢复秩序以后,要想发展生产,开垦荒地当然是最有效的办法。清朝也不例外。顺治开始,即大力鼓励民间开垦荒地。顺治末年,有过一次统计,全国共有耕地五亿一千万亩。此后一直到康熙四十六年,按政府的记录,耕地数量仅仅上升到五亿九千万亩。将近五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耕地数量仅仅增加六分之一,而最近二十年简直就没有增加。

  但奇怪的是,到了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耕地数量突然又开始大幅增加,到了康熙五十年,短短四年间,耕地数量增加了将近一亿亩,达到六亿九千万亩。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有人发明了新式的垦荒机?或者在这四年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

  当然不是。其实耕地的数量是一直稳步增长的,但康熙朝为了休养民力,不愿意增加税收,也就不忙于清查田亩数目。几十年内新增加的耕地没有记入政府的收税簿。一直到了康熙四十七年,多年积累的数目才大量报出,看上去就好像耕地数量猛增。

  或许康熙意识到了,如果政府统计簿上清清楚楚地写入了那些新增的耕地,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手下的那些王族和官员,都无法克制住扑上去收税的强烈愿望。既然康熙打算轻徭薄赋,就没必要自取其扰,搜罗那些数字了。

  雍正继位以后,将康熙的“宽舒”改为“严核”。结果一时间闹得鸡飞狗跳,民不堪其扰。政府统计簿上的耕地数量大幅增加,达到了空前的九亿亩。好在雍正当朝时间不长,十三年就自己把自己毒死了。

  乾隆继位以后,鉴于雍正的苛政引起民间不满,转而放宽核检。在此方针下,从朝廷到地方,对新增耕地的申报,都不太积极。乾隆初年,曾经是帝师的大学士朱轼上书皇帝,劝告说,“民间田地丈量首报,宜一并永远停止”,“不但丈量不可行,即劝令据实自首亦可不必”。(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后来,朱轼还在临终遗疏中对皇帝说道:

  “至国家经费,本自有余。异日倘有言利之臣,倡加赋之说,伏祈圣心乾断,永斥浮言,实四海苍生之福”。

  这段话应该用最大号的黑体字,刻在当今每一个政府部委进门的正面墙上。

  国家经费应该根据所需支出来收取,这种思维方式对现在许多人来说是陌生的。现在流行的思维方式是,国家经费应该按照社会生产值的某一个比例征收,上不封顶,多多益善。如果按照前一种思维方式执政,政府只要算自己的账就可以了。然后根据所需开支,向公众征税。但如果按后一种思维方式,政府势必要仔细地统计整个社会的账。并且,他们对收取上来的巨额税收,并无任何不安或者歉疚。这仿佛是他们应得的。

  清朝更著名的政策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种政策实际上放弃了政府增加税收的可能。如果今日能实行“企业发展永不加税”,那就太好了。

  有人会说,统计不是很有用吗?商业也是很需要统计的,这样商人才能把握市场。似乎不应该全面否定社会统计的作用。是的,商人也会做某些统计,但正如罗斯巴德说的那样,商人很少需要政府所做的那种全面的、范围波及全社会的统计。商人往往只需要了解自己所处的那个行业的某些数据,就可以了。商人从来不需要多多益善的数据,更不会为了搜集这种数据而花费不合理的成本。

  同时,商人得到的数据,必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分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并没有什么方便的办法把这些数据有效地以某种统一的格式搜集起来,从而得出对社会财富的总体判断。对自由的公众来说,政府眼中的社会,越模糊越好。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尽量避免政府掠夺社会财富的冲动,同时还能尽量避免政府大干一番、开创伟业的冲动。

  现在的世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我们都见到比传统社会强大得多的政府。尤其在那些商业环境不好的国家里,政府更是集中了社会最能干的精英。这些咄咄逼人、精力充沛、智力过人的精英,都要为自己争一个好前程。这时,如果有政府统计为他们提供了社会的产出数据和财富总量,那么,怎么可能杜绝他们千方百计地设计出种种办法来巧取豪夺呢?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政府统计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在现实社会,已经不可能阻止政府去统计无数种数据了——除非首先取消大政府。实际上,政府统计是大政府存在的一种表现和结果,而不是原因。揭示出这个事实,是想要提请公众注意,今天的政府已经以如此多种多样且一般人不易察觉的方式,深深地渗透进社会中。在政府拥有强力的背景下,许多看似无害的事务,都时时刻刻帮助政府进一步控制社会。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短期的策略并不清楚,但长期的战略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不懈地告诉公众,让公众认识到政府权力扩张的危害。每少一个政府扩张的欢呼者,我们就离一个自由社会近了一些。

  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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