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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经济研究社成员(www.impencil.org)。爱好研究经济学。信奉并乐于向人鼓吹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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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不是小农经济了  

2009-11-25 16:14: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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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大多数人心目中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状态。对此理论上的说法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户是基本的经济单位。仅有少量的商品,比如铁农具、盐等,需要从外界购入。其他的生产生活物资都是农户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

  这种说法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大部分时间的现实。但至晚到了清朝,情况就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18世纪,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以往很少被人揭示。高王凌先生所著《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一书,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这种变化做了引人入胜的描述和研究。高王凌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

  清人入关建政以后,初期战乱频繁。经过南北征战,到康熙朝后期(18世纪初),政治局面渐渐稳定。然后一直到世纪末白莲教事发,18世纪的中国几乎维持了百年的和平。在此和平之中,人口迅速增长。

  传统的农业,可以养活的人口有限。看到人口快速增长,当局者自然会有不安。康雍乾三朝,如何解决人口问题,一直是清廷要考虑的核心经济问题之一。

  中国传统的人口思想,和当今流行的意识颇有不同。今日决策人口问题者,往往视人口为负担,以减少、控制人口为能事,其间夹以“敬畏自然”“节制欲望”等等胡言乱语。而传统的中国人口思想,则要积极进取得多,主张以发展经济,增加产出来解决人口问题。今人不如古人之处多矣。

  正因为这种积极进取的发展思想,尽管清廷的经济政策时有摇摆,政府干预经济,也常有不当之处,但从整体来看,清廷对民间市场的自发演变和日趋复杂,并无大规模干预阻止事。清廷乐于看到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政府的这种施政方针,客观上为18世纪中国社会整体的经济结构变化创造了条件。

  歉收则有饥荒之虞,丰收则会谷贱伤农。这种两难局面在简单的农业生产结构中难以解决。解决之道在农业之外,在于经济结构的变迁和升级。而且,由于人口压力的存在,经济结构的变革已成势在必行。

  宋时,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是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地。稻谷生产非常繁盛。稻米不但足以自给,还可以输出到其他省区。随着粮食生产的发达,谷贱伤农的问题渐渐突出。粤、桂、湘、赣几个稻谷主产区,互相争夺销路,经济效益自然裹足不前。这时,无非有两条出路,一是发现新的消费市场,二是转而生产其他更具经济效益的作物。在当时的情况下,新的消费市场是很难发现的。因此,更好的办法是转而生产其他。

  在这方面,广东走在了其他省份的前面。明末以来,广东就逐渐放弃了稻谷生产,转而生产鱼桑蔗果等经济作物。广东也从粮食的输出省变为输入省,大量依赖广西的稻谷。到了18世纪,广东的经济作物生产已非常发达。广东一省,也就从一个和他省并无区别的地区,一跃而成为当时的发达省份。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长江三角洲。自从唐宋中国经济中心从北方转向南方以后,江浙一带,一向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南宋俗语云:苏常(湖)熟,天下足。江浙所产粮食,通过运河,大量运往北方。江南是中国至关重要的粮食产区。到了明末清初,江浙的粮食产量却开始逐渐下降,棉业成为替代升级产业。并且,江南一带不但大量产棉,而且大量生产棉布。可以说,手工业已经在相当部分上取代了农业。长江三角洲已成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区”。

  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变,大多出现在明末,但18世纪以来清朝的和平局面,使这种转变快速进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布局。其中许多分布结构,延续到了今天。

  长三角珠三角两地工业、经济作物的发展,导致了中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现象,那就是大规模的省际商业交换。历史上的中国,早就有国内的长途贸易。汉时的商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经商。宋时的商业也一时繁茂。但这些商业在规模和意义上都不能和清朝时大规模的省际商业相比拟。清时的省际贸易,能够为整个省提供足够的粮食,并支撑起省际的分工结构。这是中国历史的新现象,也是清朝经济发展的独特成就。

  在此省际分工结构之下,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省份,早已成为过去时。这些地区的人民,其生产已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满足远方其他人的消费。而他们自己的粮食需求,则从那些仍然主要生产粮食的地区——次发达地区,通过贸易输入而得到满足。到了此时,苏常(湖)熟,天下足,已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区已经不再是江浙,而是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区。

  与中国情况类似,18世纪的英国也面对几乎同样的问题。如果仅仅依靠本地的粮食生产,英国这个岛屿大概只能养活五六百万人。18世纪时,英国人口增加到了七八百万人。多出来的一两百万人怎么办?而且,英国的自然资源很有限。仅取暖燃料一项,英国所有的森林看来也不够用。在统治阶级看来,人口和资源问题差不多是绝望的。

  但不等统治阶级想出办法——他们可能永远也想不出办法,英国人民就已经找到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建立小作坊,面向大众的需求生产点什么。这种小作坊后来发展成世界上最大最发达的工业体系。到今天,英国这个岛屿面积没有增加,自然资源比起18世纪来,也消耗了不少,但养活五千万人口,还绰绰有余。而且,这五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18世纪的贵族也赶不上。

  揭示清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并不意在为清廷表功。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清廷的作用十分有限。重要的是揭示其中包含的经济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中国传统经济并不必然是小农的自然经济。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或中国人的性格角度为这种经济结构找原因是不得要领的。确实,中国传统经济在很多时候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但与其说那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农民的本性,不如说那是经济发展适应社会现实的“弹性”的表现。

  当世道大乱,贸易中断,人口凋敝时,经济就会退缩到小范围内自给自足。而当世道平稳、国内贸易恢复,尤其是人口增长时,经济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出复杂的分工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养活那些多出来的人口。人口压力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动力。

  中国历史,治乱循环,经济发展演变的格局多次被蛮力打乱。于是,看上去,就好象中国一直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有清一代,创造出百年的和平局面,而且,有相应的赋税改革,“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因此,人口大幅增长。到清末时,已达到空前的四亿之多。如果没有18世纪以来的省际分工结构,传统农业是不可能养活这么多人口的。四亿人口是中国经济成功的表现。正如米瑟斯所说:“你活着这个事实就是资本主义成功的证明”。把容易引起混乱的“资本主义”一词换成“商品经济”,米瑟斯的那句话就完全适用于中国。

  清代经济结构的变迁,另一个饶有意味之处是,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清代的经济格局和今天中国经济格局的相同之处。除了几个新兴的大城市以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基本上是在重走18世纪的变迁之路。长三角和珠三角再一次成为经济结构变迁的先行者。如果从这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认识中国经济史,我们也许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更清晰的判断和更深入的把握。


  
  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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