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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经济研究社成员(www.impencil.org)。爱好研究经济学。信奉并乐于向人鼓吹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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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说中国人缺乏慈善之心?  

2007-02-07 23:19:1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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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抨击中国人自私冷漠、缺乏道德、缺乏慈善之心,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时髦。并且,批评者往往把许多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都归结到这里,得出一个看上去很深刻的结论。据说,由于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没有终极关怀,因此也就不愿意牺牲现实利益去帮助他人。而且,由于这种心理来源于中国文化,所以看起来短时间内没有什么办法改变。
  那么,中国社会中的那些仅仅是由于运气不济而陷入悲惨境遇的人去哪里寻求帮助呢?看来只有依靠政府的福利保障了。既然中国人不愿意自发行善,那么就只好强迫他们行善。具体的办法就是由政府强行征收资金,然后再分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否则,那些可怜的人是不会得到什么帮助的。
  现实情况看来的确是这样。中国的慈善事业很不发达。很多生活悲惨的人们得不到及时的救助。与那些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人捐资行善的绝对数额和占收入的比例都是极低的。看来,在乐于助人方面,中国人确实令人不敢恭维。
  虽然现实情况无可否认,但最好还是不要轻易下结论。导致某种结果的因素往往是很多的。在没有排除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贸然认定某种因果关系,是很容易犯错误的。要想就中国人到底是不是有足够的慈善之心下结论,稳妥的办法是观察一下在其他的社会环境中中国人是不是同样冷漠无情。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清末民国以来的上海。
  上海地区的慈善事业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时期。从那时起,上海地区就出现了许多善堂,从事向穷人发放衣服、粮食和药品,掩埋死者、收养弃婴等善行。太平天国以后,上海各种慈善机构为数众多,一时被人称为“善堂林立”。
  辛亥革命以后,上海进入了地方自治时期。民间慈善事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除了继续进行传统的慈善事业以外,针对大量贫民进入上海的社会变化,许多慈善机构还开展了收容和教化贫民的活动,成立了贫民习艺所。这种慈善活动一方面为那些进入上海的贫民提供了安身之处,同时还对他们进行各种社会常识和职业技能教育,以使他们能够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民间慈善机构的这种活动,意义可说重大。不仅帮助那些贫民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培训他们在现代城市中的谋生技巧,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而且,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对于上海城市凝聚力的增强和居民公共意识的培养,作用极大。
  上海是在一个小县城基础上通过对外开放发展起来的城市,并无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共同观念。假如没有这种积极主动的慈善活动,大量涌入的贫民不但是对城市秩序的巨大冲击,还会造成不同人群之间的深刻分裂和持久隔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很难想象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上海就能由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为具有独立文化意识和强大经济实力的远东第一城市。可以说,民间慈善团体的积极活动从根本上支持了上海的近代化城市发展。
  1927年以后,随着上海市政府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公立慈善机构开始出现。但民间慈善机构依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上海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民间慈善机构的实力也逐渐壮大。据计算,当时的慈善机构在冬季施舍的米的数量可以供一万人吃两个月。由于受助者不会只吃这些米,多少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来源,因此,这个施舍量至少可以帮助数万贫民度过冬季。医药卫生方面,每年可以提供数十万人次的免费诊疗。当时上海市的人口总数是三百万人,也就是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生病的时候也有很大的机会得到免费的诊疗。民间慈善机构实际上已经为上海市民提供了有效的最低医疗保障。
  同时,民间慈善机构在教育贫民方面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还在收养弃婴、收容无劳动能力者、灾害救助方面做出了贡献。虽然慈善机构的作用并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要求,但就当时的经济水平而言,上海慈善机构的总体规模已相当庞大。
  慈善机构资金来源的两大支柱是房地产租金收入和捐款收入。此外,少量团体还可以得到政府补助。从整体来看,拥有大量房产的慈善团体不多,大多数慈善团体都依靠自发的捐助筹得资金。完全依靠自发捐助虽然存在资金不稳定的问题,但在资金总量上,上海的民间慈善团体的成就十分可观。
  据统计,1930年前后,上海民间慈善团体的财政规模达到了300万元以上。今人仅看数据并不能理解这个规模的大小。可以把这个数字和当时上海市政府的开支比较一下。1930年,上海市政府的各项开支合计是708万余元。也就是说,民间慈善机构的财政规模超过了同期政府财政开支的40%!看到这样的数据,估计不会有人再说中国人是一个缺乏慈善心的人群了。中国人并不比任何其他人群的慈善心更少。慈善机构的这种发展规模,恐怕在至今为止的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有的吧!
  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行政机构主要承担维持治安和城市建设工作,而社会福利则基本由民间来操作,教育和卫生领域则有双方共同参与。这种局面现在当然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所有这些事情基本全由政府一手办理。民间的力量没有发挥的空间,自然趋向萎缩,而这种萎缩又进一步要求政府承担更多。这种状况与其说由于中国人缺乏慈善心,不如说中国人的慈善心被几十年内全面控制社会的大政府成功压制了。
  2006年,北京地方财政支出为1200多亿元。这一年北京市的慈善事业的开支总额是多少,我还没有找到数据。但包括政府主办的慈善机构在内的总开支也决不会达到财政开支的40%。能不能达到4%都很难说。
  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以后,政府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有所放松。可是,近年来,由政府重新全面建设福利保障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虽然计划经济的历史告诉人们,政府做事的效率很低,浪费惊人,同时为了防止官员腐败,社会还要承担大量的监督成本,但由于许多人认为中国人缺乏慈善心,不可能依靠民间力量来承担社会福利保障的主要职责,认为那样只能造成社会福利保障根本无从建立。于是,人们还是把希望寄托在政府那里。
  在福利保障这件事上,真的只能依靠政府而不是民间的自发力量吗?
  在慈善事业中,慈善机构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捐资行善的人虽然有足够的善心和财力,但他并不掌握行善所需的信息和管理能力。缺乏信息,就会给骗子提供机会。管理能力不足,也会使得善款的使用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而慈善机构的作用就在于为捐资行善者提供信息和管理。由于慈善机构的专业化工作,即使扣除他们必要的工作经费,捐资者的善款也将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如果捐资者自己直接去寻找受助者,往往效果更差。最近国内已经披露出好几起类似的事件,捐资者往往陷入被骗或者被利用的境地。这并不是偶然的。重要的是,这些捐资者的遭遇,将使得众多本来想要行善的人望而却步。
  那么,怎样保证慈善机构的诚实可靠和工作能力呢?靠竞争。企业要面临竞争,要使消费者相信自己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更加质优价廉,慈善机构同样要面临竞争,要使捐资者相信自己的诚信和操作能力。那些在竞争中胜出的慈善机构将募得更多的善款,发挥更大的作用。而那些行为可疑、浪费低效的慈善机构就只能逐渐萎缩,直至消亡。目前国内的许多慈善机构——他们往往是由政府主办的——在诚信程度和工作能力上都不尽如人意。而他们果然也没能得到大量的捐款。如果他们把自己的这种部成功归因于中国人缺乏慈善之心,那是极为荒谬的。中国人有足够的慈善之心,但中国人也有足够的智慧,可以有效地识别出那些不可靠的人。指望着人们把钱大量捐给蛀虫,是办不到的。
  因为同样要面临竞争,所以,慈善机构和企业实际上并无本质的差异。区别仅仅在于慈善机构并不以经济利益——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它同样以一种利益——捐资者的道德满足感最大化为目标,慈善机构并不是存在于市场以外,补市场之不足,慈善机构就存在于市场以内,遵从市场的基本规律,是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部分。所以,越是市场经济体制发达完善的国家,慈善事业越发达。这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们更有善心,而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使他们的行善愿望有了更多得到满足的机会。近代上海庞大的慈善规模也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民间创办独立慈善机构的空间受到了极大的压制,甚至根本不可能。这才是中国慈善事业不发达的根本原因。
  看到中国慈善事业不发达的现状,要做的不是空洞地谴责中国人缺乏慈善之心,而是要尽量给人们创造出自由发展的空间。当人们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时,一定会有许多人选择无私地去帮助他人。这种基于道德和自愿而建立起来的福利保障机制,其效果要远远优于强制再分配机制。要知道,自愿帮助他人不仅使受助者得益,也提高了捐助者自身的道德水准。如果说,在满足经济效率最大化方面,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其他体制所无法企及的优势,那么,在满足人们道德追求最大化方面,市场经济体制同样有着无可动摇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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