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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经济研究社成员(www.impencil.org)。爱好研究经济学。信奉并乐于向人鼓吹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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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宪政原教旨主义者(下)  

2007-01-22 09:38: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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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的演变
     
  张五常对萝丝·弗里德曼的一席话被批评者们广泛抨击。他们似乎看到了一个颠倒黑白的人。居然说出这种话,只能说明发言者已陷入“最狂热的迷信”。他似乎是在迫不及待地宣告,在中国建立自由已大功告成。
  这种理解的简单和偏执是显而易见的。张无常的那句话不应该被理解为他相信,中国是自由国家,而美国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少数政客以外,没有人会得出与公论相反的结论。问题的重点在于,从保护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角度讲,中国至少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方面,要优于美国。而且,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也很有可能实现更广泛的、超过美国的经济自由。所以,“中国的市场比美国的还要自由”。
  其实,张五常的那句话,与其说表明了他对现实的判断,不如说表明了张五常自己关注的重心所在。作为一位造诣极深的制度经济学家,他在观察一个社会时所选取的重点,应该引起后学者的足够重视。为什么他看重这些?这些是否代表了重要的发展趋势?观察这些对于了解制度的演变有什么意义?
  如果说在中国改革的初期,人们还看不清未来的发展目标的话,那么,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以后,至少在自由主义者那里,未来的发展目标已经十分清晰:坚强的产权保护,受到严格限制、但在限制范围内拥有足够能力的有限政府,现代意义上的开放政党,非暴力的政治过程,独立的司法体系,充分的言论自由,等等。但是,依然不明确的是,怎样从此岸走向彼岸?以自由社会的核心因素——宪政来说,我们知道宪政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有效束缚,但我们并不知道,对于一个还没有被束缚的统治者,人们怎么把他们关到笼子里去。
  如果以未来的发展目标衡量现实,自然会看到一大堆难以忍受的弊端。可是,看到并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并不难,难的是洞察现象背后蕴含的发展趋势。事实上,如果回顾历史的话,就会发现,现在许多看起来崇高的事物,推动他们出现和发展的力量,却往往并不那么崇高。
  作为自由典范的英国宪政,起初不过是因为国王和贵族之间彼此争夺利益。以现代民主的眼光来看,当时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排斥在了这个过程以外。但正是统治者之间的这种彼此争夺,最终实现了对所有政治权力的有效限制。
  天才性的美国宪法被认为是奠定美国社会自由的决定性基础,但在制定这部宪法以及以后的很长时间内,美国的国父们——世界公认他们是自由和宪政的忠诚捍卫者——故意将奴隶问题加以搁置,继续放任这种不公正的、邪恶的制度存在于他们的国家之中。虽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预见到了奴隶问题将导致国家内部未来的冲突,但为了使宪法得以通过,为了南方的蓄奴州同意加入联邦,他们依然选择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
  作为后来的观察者,我们看到,这些成功建立起宪政的国家,实际上都经历了种种的冲突,甚至丑恶。基于这种历史经验,在中国面临路径问题时,自由主义者就更愿意努力探寻社会现实背后的真实发展趋势,而不是急于根据完美标准去任意判断社会的发展过程。
  批评者指责自由主义者为了追求经济的增长而罔顾其他。这种指责是缺乏根据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主张不顾一切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准确地说,自由主义者珍惜目前这种发展的局面,不愿意轻易地加以否定和改变。自由主义者不认为社会是简单的实验室,应该按照纯洁的方式走向完美。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任何人能够设计或者发现出这种道德上无可指责的发展路径。那正是哈耶克所反复批评的理性僭越。
  当然,自由主义者也不是盲目地歌颂现实,正是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者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哈耶克也正为此写过《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一文。自由主义根据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得出的自由社会的原则来判断现实。假如社会的发展在基本的原则上符合自由发展的趋势,同时又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由主义者并不主张此时大动干戈地铲除邪恶。邪恶固然难以容忍,但如果铲除邪恶就意味着走向自由的过程中断,那代价是不是未免太大了?我这样考虑算是物质主义综合症吗?
  具体到中国的现实。在原有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任何有利于瓦解这种集权,同时又有利于民间经济力量扩张的趋势,都是有利于未来发展目标的趋势。遗憾的是,这些瓦解集权的力量,肯定不会都符合道德的要求,其中想必充斥了野心、阴谋和邪恶。但我们也许注定只能面对这些、忍受这些。任何人都不能跨越历史。
  张五常在中国的现实中发现了地方之间竞争的特色。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发现。地方之间的竞争,以及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权力竞争,很有可能创造出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中国方式。把中国经济的增长归因于这种地方之间的竞争,也有很强的说服力。对于一个曾经的高度中央集权国家来说,这完全可能是一种低成本的转变方式。
  批评者对自由主义者常用的指责就是称之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原教旨主义者,就是指那些为了理论不顾现实,为了理论的自洽不顾活生生的人利益受损的人。以赛亚·伯林说过,人性犹如弯曲之木,不能强行取直。但看到批评者对自由主义者的指责,我想说,我看到了宪政原教旨主义者。
  这种宪政原教旨主义者,把民主宪政完全划入政治领域,甚至要因此而“忘掉经济学”。他们对民主有一种标准的设想,同时认为建立民主社会仅仅需要政治领域的举措,比如立法、投票、选举、议会辩论等等。他们不耐烦等待通过权力之间的彼此互动达成对权力的真正控制。他们以为控制权力需要的只是决心和勇气。他们不理解自由主义者为什么要忍受邪恶。同样,对于产权保护,他们也认为那只需要一纸法律就可做到。他们不知道,法律要想真正活在人们心中,要么是因为有深厚的历史传统,要么是因为长期的现实力量彼此争夺,直至达到稳定的均衡。产权保护是决不可能仅仅依靠建立一支司法警察队伍就可以实现的。
  在经济增长中,宪政原教旨主义者仅仅看到了物质财富的增加,而自由主义者同时还看到了经济增长推动的制度演进。自由主义者认真看待这种演进,与历史上的其他人类社会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以期从中找到规律性的因素,并以适当的方式维护和促进制度演进。
  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态度在宪政原教旨主义者看来,无异于仅仅因为经济增长就肯定制度已经完美无缺。由于没有看到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演进,宪政原教旨主义者当然认为经济增长存在着许多“局限性”。
  他们认为,孜孜以求实现经济增长,相比于努力建立民主社会,是粗俗得多的愿望。如果人人都满足于更富裕,这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就会遥遥无期。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唤醒那些沉醉于“物质主义综合症”的人们,提醒他们有更伟大的事业等待他们去奋斗。他们指责自由主义者在推动政治变革方面无所作为。我不得不说,在这种言论中,我看到了董卓式的哲学:“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自由主义者可没有这样的豪情。他们不愿意为了完美的民主政治形式而去干扰正致力于建设更好生活的中国人民的努力。
  也许可以问一下,宪政原教旨主义者为什么会如此?我看,正是因为他们忘掉了经济学。忘掉了经济学,也就失去了对人类行为规律的把握能力。既没有了这种对现实的把握能力,剩下的也就只能是简单的价值判断和急切的道德谴责了。王小波曾经说过,世间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出价值判断了,连小兔子都会。在小兔子看来,大灰狼坏,兔妈妈好。我觉得人们最好不要把自己的智力退化到小兔子的水平,只会做出价值判断。而要想智力不退化,至少在分析社会现实方面,不能忘记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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