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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经济研究社成员(www.impencil.org)。爱好研究经济学。信奉并乐于向人鼓吹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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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条资本家的乏走狗!  

2006-09-06 09:11:24|  分类: 学习经济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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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内容摘自某人所写的一篇文章。括号内是我所加的说明文字。
  
  经济学家只不过平实地指出,工会和政府搞的保护劳工的立法不可能、也从来没有持久地对工人阶级的整体工资水平有利,不可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反对经济学的人说)自由放任哲学毫无怜悯同情之心地教导人们说,劳苦大众的不幸是不可避免的,但普通人的常识却成功地抑制了追逐利润的企业最恶劣的暴行。(常识认为)工人境遇的改善,完全是政府和工会的功劳。
  (正义的舆论指出,)工厂制度使自由的劳动者沦落为事实上的奴隶,它把他们的生活降低到几乎无法维持生存的地步……极少数残忍的剥削者则狡猾地将他们的枷锁套在广大民众脖子上。(这种文字对正义舆论的讽刺再明显不过了)
  工厂制度正是在不断地与数不胜数的阻碍的斗争中才发展起来的。它不得不与流行的偏见进行斗争,与根深蒂固的习俗进行斗争,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和规章进行斗争,还得与政府的仇恨、特权集团的既得利益和行会的嫉恨进行斗争。
  工厂主并没有权力强迫任何人到他的工厂劳动。他们只能雇佣那些自己乐意给他干活的人,并给他们开工资。这些工人得到的工资确实很低,但也总比他们在其他地方能赚到的钱要多。
  如果我们要追究责任的话,也不能说这是工厂主的错,工厂主确是受到利己之心驱动而非出于“利他情怀”,但他们已经尽最大努力根除了这些罪恶。导致这些罪恶的是资本主义之前那个时代的经济秩序。
  自由放任的思想观念和由其衍生出来的“工业革命”摧毁了妨碍进步和福利(这不是指现代意义上的福利保障制度,而是指生活水平提高)的思想和制度障碍。这些思想观念摧毁了那种让越来越多的人注定会陷入缺乏生活必需品和永久贫困境地的社会秩序。
  工厂制度的目标是生产满足多数人需求的廉价商品。工人阶级不再是仅仅为了他人的幸福而辛苦劳动的人。他们自己就是工厂生产的产品的主要的消费者。
  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的原则是,为平民百姓服务。
  (很多人)觉得,工人在辛辛苦苦地为他人劳动。他们从来没有问一句,这些“他人”是谁?
  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来比较和测量不同的人和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同一个人的幸福程度。
  (一些人)嫉妒这些暴发户的财富,于是,他们就去调查工厂工人的物质和精神状态,并进行工厂立法,打击这些暴发户。
  经济学家们认为,工人物质状况的改进,应归功于人均资本投资额的不断增加,及利用这些新增资本所获得的巨大技术成就。至于劳工立法和工会压力对于工人带来的好处,不可能超过资本积累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必然产生的结果所允许的限度……只要劳工立法给予工人的好处超过这一限度,就会损害到大众的利益。
  为政府干预企业、为工会辩护的人士,则把工人生活状况的一切改进都归功于政府和工会的活动。除此以外,他们还主张,工人今天的生活水平并不比刚开始实行工厂制度的那个时期高。
  那些撰写有关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生活状况的人,大多数都对经济学一无所知,而且还以这种无知为荣……事实上,指导他们的研究的,正是流行的关于政府全知全能及工会赐福工人之类的谬见。
  (世界上尚有的,主要分布在亚非拉美的广大贫苦人民),他们迫切需要的就是企业家和资本家。但他们的政治家却认为,他们可以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他们大搞什么保护劳工的立法。他们的国家干预主义的激进措施扼杀了任何试图建设国内工业的努力。这些政治家顽固的教条主义只能意味着成千上万穷人的末日。
  
  从这些文字看来,毫无疑问,这人当然是一条资本家的乏走狗。幸运的是,这条可恶的乏走狗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本来,他的邪恶言论并没有多大机会破坏我们这个伟大的、富有传统道德和爱心的社会。但偏偏有一些好事之徒,学了几句洋文,居然把这些充满了对工人阶级恶毒诅咒的文字翻译成了汉语。显然,这位译者也很想当一条乏走狗,以赢得资本家的青睐。果然,在译者写于2002年的后记中,我找到了以下文字:
  
  这是一本探讨历史学家如何曲解工业革命的历史的论文集。译者也附和这一判断(即认为流行的对工业革命的认识是一种“曲解”)
  工业革命的悲惨历史已经深入人心,但这样的描述真实吗?不。这些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在歪曲历史。他们之所以这些描述工业革命,或者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有意地扭曲历史,或者仅仅是由于对经济学的无知而成了流行偏见的奴隶。
  
  为了进一步向资本家摇尾献媚,这位译者在翻译了这些邪恶的文章以后,还嫌不够,作为附录,又特意找来了臭名昭著的朝圣山学会前任主席的几篇更邪恶的文章。这位名叫哈特威尔的“学者”曾经就英国工业革命到底使工人绝对的贫困了还是更富裕了的问题,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展开了不自量力的争论。结果当然是“学者”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我们这位译者好像就喜欢在垃圾堆里找养料。
  
  好在终究邪不压正。不管是本文摘录的那篇文章的作者,还是译者,他们可以大放厥词,但他们摆脱不了舆论的谴责和正义人士的抨击。那位作者的一位同行就说过:“我们用很多时间和他在一起,目的就是为了告诉他,为什么他是错的。”
  
  也许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感召,也许是因为被经济学泯灭的道德感终于复苏,也许是因为开创了一种“讲道德”的新兴经济学,我们的那位译者,虽然在2002年写下了那样可鄙的“译者后记”,但在2006年,他终于成功地摆脱了那位作者对他思想的禁锢,实现了人性的回归和更高智慧的拥有。在2006年,面对中国的残酷现实,我们这位译者奋笔写道:
  
  确实,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廉价劳动力的供应近乎无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价格就可以被长期抑制在非常低下的水平。假如劳工的权利——包括结社权、罢工权——得到政府的公平保障,则进入现代经济部门的劳工可以通过某些合法手段,迫使企业提高其工资水平。
  在工人主张自己的诉求而与雇主发生冲突的时候,地方政府通常不向作为外来人口的工人提供行政与司法救济。这种权利匮乏,导致工人丧失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使其工资丧失上涨动力,其工作条件也无从得到改善。
  追求利润确实是企业家的本分,为此,采取某些措施压低劳动力价格,也是合乎经济学逻辑的。但是,这种压低措施是有一个限度的,而这个限度需要由道德和法律来界定。
  假如政府不承担这一职责,一味地保护企业,而对劳工的诉求不闻不问,则企业很可能就会逾越法律设定的界线。如果此时又没有言论自由,则企业必然放肆地逾越人们认为合理、合法的限度,而以一种人们不能接受的方式对待劳工,即形成所谓“血汗工厂”。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容忍企业无视社会的基本价值和公众的基本情感。
  
  真是令人欣慰!这位译者已经几乎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对于自己亲手翻译成的那些文字,他已经完全不再相信了。政府和工会对于增加工人的收入不再是无关紧要,而是至关重要。而工人的境遇首先确实是悲惨的,其次,这种悲惨的原因就在于法律的不作为。这位译者已开始从乏走狗向伟大的道德家转化。尽管这种转化还不是十分彻底,但前景无疑是乐观的。
  
  我虽然很敬佩这位译者自我挑战、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精神,但如果说,赞同上述那位作者的文章和译者2002年的观点就意味着一个人将成为资本家的乏走狗,我很想成为这样的乏走狗。而对于这位译者2006年正在成为的道德家,我还没有什么兴趣。 

    最后要说明的是:那位作者的名字是F.A.哈耶克,而那位译者的名字是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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