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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经济研究社成员(www.impencil.org)。爱好研究经济学。信奉并乐于向人鼓吹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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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与建立完善市场秩序  

2006-07-18 11:19:24|  分类: 学习经济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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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与建立完善市场秩序

原载《权衡·新青年》

  北京市的副市长***因为腐败而被突然查处。这本来是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但是现在,仅仅是腐败案件,已经不能引起人们的特殊关注了。而像***这样负责城建、土地的官员出现腐败现象,则简直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了。除了城建、土地以外,这种所谓“腐败高发区”还包括医疗、高教、交通、金融等行业部门,而一个正在飞速发展,预计将很快成为“腐败高发区”的则是社会福利保障部门。

  值得指出的是,这几个行业部门并不是一直以来都是腐败高发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行业部门先后充当过这个不光彩的角色。而这种不同行业部门腐败程度的变迁,其中正显示出腐败的规律和对腐败真正的解决之道。

  不那么年轻的人一定还记得当年盛行的“拉关系”“走后门”现象。那时,由于物资的匮乏,商业领域从业者的地位十分有利。一个很普通的售货员,往往被许多人追着“拉关系”。大家都想从他那里得到优先购买商品的机会。而所谓“走后门”,原意指的就是商品没有从柜台上出售出去,而是被从商店的后门拿走,卖给了“关系户”。

  当时,一般称这些现象为“不正之风”。现在看来,这其实就是腐败。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的整体经济水平低下,腐败造成的相关利益的绝对额往往不大。另外,由于当时市场经济不发达,人们通过腐败行为而获得的利益往往不体现为金钱,而是体现为物物交换和人际关系等形式。于是,腐败看起来不是那么触目惊心。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商业领域的优越地位很快就被大大削弱了。由于物资的逐渐丰裕,售货员们原有的优越地位一去不复返了。基本上没人再找他们“拉关系”“走后门”了。现在,虽然仍然存在许多国营商业机构,但不管是国营还是私营,绝大部分商业领域都开始了争夺顾客的激烈竞争。要想生存,售货员们得转而想方设法讨顾客的欢心了。过去,张秉贵式的服务在全国都屈指可数,现在,虽然服务水准有待提高,但就服务的热情来说,可以说,一条商业街上就可以找到几十上百个张秉贵。

  对腐败的简单概括就是指“以公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显然,不是所有的公权力都有机会去谋取私利的。商业领域原有的腐败,在供需结构彻底改变之后,基本上就不复存在了。而不同的公权力相比较,借以谋取私利的能力也有着天壤之别。现在成为“腐败高发区”的行业部门,过去其实并不腐败,有的甚至还颇为清贫。“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将腐败的发生归结于腐败分子的道德因素。这种看法显然解释不了上述现象。假如原因在于道德,那么“腐败高发区”的存在只能表明某些行业部门莫名其妙地成为了社会的“道德盆地”。而腐败在不同行业部门之间的轮转也只能是因为不同人群之间发生了奇异的轮流性的“道德沦丧”。

  这当然不是事实。这种想象中的道德分布和道德变迁是和道德——不管是高水平的还是低水平的道德——的相对稳定性直接矛盾的。更合乎情理的解释是,就绝大多数人来说,人们彼此之间的道德水平相差不大。“腐败高发区”只能由外部的社会经济环境造成的。变化的不是人,而是外部的环境。

  就土地问题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工商业的飞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工商业的发展尤其快速,这种快速发展造成工商业对土地的大量需求。工商业需要占用原有的农用土地,这是一个资源用途的调整过程。如果土地的产权清晰,自由交易没有障碍,市场是进行资源分配的最好工具。基于双方自愿的交易将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和交易费用的最小化。农用土地转化为工商用地之后一般都会产生价格上扬,这多出来的部分价格来自于工商业创利能力和农业创利能力之间的差异——正是因为存在这种价格差异,所以才会出现土地用途的转变。在自由交易的条件下,多出来的价格将由交易双方分享,分享比例取决于具体的土地供需形势。这个过程和其他商品交易过程一样,并没有腐败出现的空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并不存在土地自由交易的可能。农地转化为工商用地的唯一途径是由政府统一规划,将原有的农业用地经由政府征用的方式退出农用范围。原来的土地使用者——农民只得到很少的土地征用费。然后,需要土地的工商业者再以种种不透明的方式和价格从政府土地主管部门那里得到土地。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情况下,农地转化为工商用地后上涨出来的价格到哪里去了?

  假如土地属于原来的土地使用者——农民所有,工商业者们就会在农民那里竞相提高购买土地的价格,最终价高者得。这样,农民就有机会分享一部分,也许是一大部分土地用途转让产生的升值。可是现实中,这个权力属于土地主管部门的官员。假设政府官员非常廉洁,他在这里只是一个办理固定程序的工作人员,那么,这部分收益除去征地费用就将完全归于最终得到土地的工商业者。可是事情显然不会这样简单。想要得到土地的工商业者很多,给谁不给谁呢?根据什么标准取舍呢?为了战胜竞争者,工商业者们之间依然会展开竞价,不过,这时竞价的对象就指向了主管的官员,即使官员是廉洁的,因为正是官员在实际上掌握着分配土地资源的权力。一天不建立自由交易的土地市场,官员们就一天掌握着这种权力。假如买主也是只有一人,比如征用的土地用于军事目的,那么,官员们贪污的机会很小。只要可能的买主是多人,买主之间的竞争就会使收益流向官员。这时,腐败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如果一个人努力想给另一个人好处,他总是可以做得到的。

  在高等教育领域,事情有些不同。这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无形资产低价变现问题。中国的高等教育几乎完全是由政府投资兴办的。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实际上还应该包括更早时期的积累,一些高校具有了较丰富的无形资产。对于教育消费来说,作为一种长期的购买行为,加之对于教育质量鉴别的困难,受教育者是非常看重学校的这种无形资产的。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高校管理者将会十分珍惜这种无形资产,对之加以妥善经营,以确保无形资产的保值升值。具体来说,就是非常珍惜学校的声誉,非常在意毕业学生的质量,非常重视学校各方面的建设发展,并时时根据用人市场的反应调整自己的政策。而现实中的中国高教领域,一方面处于垄断状态,竞争十分不充分,另一方面,教育的管理者官僚化,其出任学校管理者是因为教育主管部门的任命,因此,管理者并不对学校的无形资产负责,而是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一个人掌握着无形资产而又无需负责,那他最佳的行为选择就是在任内尽快将这种无形资产变为可支配的现金收益。腐败分子将这种收益纳入自己囊中,不腐败的人也不过是将这种收益作为小集体的共同利益加以分配,之间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因为要尽快变现,这时的高教管理行为就不惜以教育机构的无形资产受损为代价。现实中,人们可以看到:不顾教育质量下降的大幅扩招、不顾学生本身的情况尽可能地收取高额学费、不顾实际教学科研能力的降低而追求虚假指标、对结构性的深层问题置之不理等等现象。这种种现象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把多年积累的无形资产在短时间内变为管理者可支配的收益。可以预见,经过一段时间的变现,中国的许多高校将变得声名扫地,用人企业和学生将逐渐失去对他们教育质量的信任。这种情况也许仍会被掩盖一阵,但当垄断的地位失去的时候,无形资产的损失就将无可掩饰。近来。香港的大学开始在内地招生。这无异于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垄断。“大陆名校”无形资产的真实状况将开始面临市场的检验。我认为,他们的前景可一点儿都不乐观。

  医疗领域是另一个腐败高发区。医疗领域的腐败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极大不满,正在成为频繁引发社会问题的焦点。在这里,医疗事业的重要性不但成为了引发腐败的基础,同时也使得人们看不清医疗腐败的根本原因。

  因为医疗事业重要,所以人们往往接受政府对医疗领域的垄断性管理。但正是因为垄断的存在,造成了医疗领域所有问题的根源——医疗资源的严重不足。资源不足,也就造成了相对于需求的供应不足。供需失衡导致了医疗服务的价格上升。不管名义价格是否维持原来的低水平,实际价格早已大幅上升了。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市试图取消患者及家人在手术前只有付费才能指定主刀医生的现象,改为院方依据公平原则统一安排主刀医生。没想到,对这项意在维护患者经济利益的政策最反对的正是准备上手术台的患者及其家人。他们宁愿付出额外的费用以确保自己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在这里,实际上,患者及其家人所愿意付出的,无非是优质医疗服务的市场价格。

  既然医疗服务具有来源于垄断的高价格。在这种局面下,相关的种种行业,制药业、医疗器械业等等,只要能够挤入提供医疗服务的圈子,就等于得到了谋取高额垄断利润的机会。假如市场是放开和自由的,卖主之间的激烈竞争将会使得价格下降。但由于市场是封闭的,服务、价格竞争竞争转变成为谋求进入市场的竞争。那么,谁是决定哪些人可以进入的把门人呢?就是政府的各个主管部门。这时,可以想见,卖主们要想得到进入市场的机会,唯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拿出一部分未来的垄断利润购买入场券。这一部分利润就成为腐败的来源。正是在此局面之下,药监局、质检局成为腐败的高发地。

  无疑,任何腐败的收益都必须有其来源。分析这个来源,就可以发现以公权力谋取私利的规律。任何市场交易得以出现都是因为交易给双方或多方带来了正收益。假如交易是公开和自由的,收益将在投入交易的各方之间根据市场形势进行分配。或许会有收入的差异,但不会有腐败和贪污。假如持公权力的第三方强行介入交易,他们或者强制决定市场的价格,或者强制决定谁有权参与交易,总之是改变了原来自由交易的状态,那这第三方就必然有机会得到一部分交易收益。交易各方为了尽可能恢复交易的原有状态——这个状态是可以为各方盈利的——就要拿出一部分利润来给持有公权力的第三方。假如需要拿出的利润过多,已超过自由交易所能创造的利润,这部分市场就会萎缩消失。假如利润还在交易各方可承受范围之内,官员就有了腐败的来源。

  于是,在那些公权力不能或很少能干预市场交易的领域,腐败的问题就很少甚至没有。而在那些公权力可以大量、深入地干预市场交易的领域,腐败就会层出不穷。而那些干预最严重,甚至公权力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领域,就会出现所谓的“腐败高发区”。“腐败高发区”并不对应着“道德盆地”,而是对应着“管制黑洞”。

  也就是说,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尽可能地使公权力远离市场交易,尽可能地使市场交易保持原有的自由、开放状态。只有这样,腐败的发生才能被局限在最小的范围以内。而在实现了这个最小范围以后,加强监管、宣扬官员的职业道德才是有意义的事。而在公权力广泛干预市场的条件下,腐败其实倒成为次优选择,因为它至少使得市场交易得以进行。

  换句话说,反腐败问题说到底,实际上是如何建立和完善市场秩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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